文 / 宋紅娟（云南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

費孝通曾在《鄉(xiāng)土中國》中提到，在中國鄉(xiāng)土社會中產(chǎn)生了一套男女有別的機制，男的跟男的在一起，女的跟女的在一起。為什么這樣設置呢？他認為這是因為情感是易變的。在現(xiàn)代社會中，戀人分手、夫妻離婚是司空見慣的事，甚至被譽為個人追求真愛的勇敢之舉，但在強調(diào)穩(wěn)定性的傳統(tǒng)社會里，這樣的事情是可怕的，傳統(tǒng)社會需要的是穩(wěn)定的結(jié)構(gòu)與穩(wěn)定的關系，經(jīng)不起折騰。生于現(xiàn)代社會的我們，可能有一種深切的體會——我們隨時都在表達自己的各種情緒，尤其是在動蕩的年代或面對社會突發(fā)狀況時，我們更會處在情感的洪流之中?？梢曰貞浺幌?，在新冠肺炎疫情剛暴發(fā)時，對于武漢封城之舉，大家在社交媒體上抒發(fā)或宣泄了多少情感；在對“方方事件”的討論中，甚至有交往多年的朋友因意見不合而斷絕往來。情感不僅影響我們的感受、判斷，甚至決定了我們行動的方向。

無可否認，情感充盈著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有平靜得幾乎不被察覺的情感，有激烈得難以控制的情感，有導致善的情感，也有導致惡的情感。但對于情感究竟是什么？有哪些特點？在生活中扮演著怎樣的角色？不同學科、不同學者有著不同的回答。專門性的情感研究一般被認為是心理學的范疇，但在20世紀70年代左右，有一群人類學家開始嘗試在不同文化中展開有關情感的經(jīng)驗研究，這一嘗試被后學繼承與發(fā)展，成為一個逐漸產(chǎn)生影響力的新領域——情感人類學（anthropology of emotion）。

目前，學界普遍認為情感具有模糊性、易變性[即休謨所說的可入性/滲透性（penetrability）]以及難以把握的特點，這使得情感人類學在研究方法上的困境一目了然。但不管怎樣，西方情感人類學至今已走過近半個世紀的歷程，從研究視野上看，其大致經(jīng)歷了三個階段：去本質(zhì)化的努力、反思文化建構(gòu)主義、多學科的重新融合。

情感人類學的第一個階段大致可以劃定在1970年至1990年，核心觀點是認為在不同文化中，情感的特質(zhì)是不同的，文化決定了情感表現(xiàn)形式。實際上，在發(fā)展之初，情感人類學尚無明顯的方法論上的自覺。較早進行情感人類學研究的學者主要包括米歇爾·羅薩爾多（Michelle Rosaldo）、羅伯特·列維（Robert Levy）、凱瑟琳·盧茨（Catherine Lutz）。他們提出，人類學要進行情感研究的主要原因是不滿當時心理學和哲學中對情感的本質(zhì)化表述，譬如將情感視為人類內(nèi)在的、固定不變的一種特質(zhì)。他們認為，心理學和哲學所犯的錯誤在于將西方文化中的情感特質(zhì)視為全人類的普同情感特質(zhì)；而情感人類學主要依托田野調(diào)查得來的經(jīng)驗材料，從而展示不同文化和不同社會中情感特質(zhì)的差異。三位先驅(qū)分別在菲律賓、法屬波利尼西亞及密克羅尼西亞展開田野調(diào)查，因此早期的情感人類學研究又被稱為“太平洋民族志研究”。

1972年，米歇爾·羅薩爾多開始在菲律賓的伊隆戈人（the Ilongots）中進行調(diào)查，當時這個群體僅有3,500人，以狩獵和簡單園藝為生。她的研究主要圍繞當?shù)厣鐣畹暮诵娜宋铽C頭（headhunting）展開，搜集了一系列與獵頭有關的地方性情感概念。該研究的一個核心觀點認為，獵頭的情感世界是我們理解和闡明伊隆戈人社會生活的核心與基礎。在此基礎上，她進一步討論了激情（passion）與知識之間的內(nèi)在關系。讓人遺憾和悲傷的是，她在后續(xù)的田野調(diào)查中不慎從山坡跌落身亡，她的丈夫羅納多·羅薩爾多（Renato Rosaldo）為了祭奠妻子，后來一直在該地從事田野調(diào)查，繼續(xù)推進妻子的研究。也有學者指出，羅納多·羅薩爾多的研究彌補了米歇爾·羅薩爾多對歷時變遷的忽略。

伊隆戈人的獵頭：

一項社會與歷史的研究（1883-1974）

[美]米歇爾·羅薩爾多 / 著

張經(jīng)緯、黃向春、黃瑜 / 譯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1年11月

羅伯特·列維1973年發(fā)表的研究成果很有意思。他在塔希提島（Tahiti）的研究表明，塔希提人沒有諸如痛苦和悲傷的情感詞匯，他們往往將情感困擾理解為一種生理性不適。對此，他講了這樣一個故事：一位男子在被妻子無情拋棄后，便開始到處問醫(yī)，他覺得自己病了，基本的癥狀是乏力、沒精神、很疲憊、身體很沉重。

列維認為這恰恰是一種情感上的不適，但塔希提人沒有這類情感詞匯，因此他們沒有辦法確切描述出自己或他人的情感狀態(tài)。就如他提到的另一個例子：一位男子在亡妻墳前哭泣，村里人不認為他陷入了悲傷，而認為他的哭泣僅僅是出于他的某種道德上的懊悔。列維在20世紀90年代的后續(xù)研究中進一步提出了“以人為中心的人類學”（person-centred anthropology），認為在談論文化差異時，關注人的存在方式（情感、感受、思維方式、道德觀念等）比關注民族性（語言、服飾、習慣等）更為深入。

20世紀80年代，凱瑟琳·盧茨在密克羅尼西亞島的埃法盧克小島（Ifaluk）開展的田野調(diào)查也頗為重要。她發(fā)現(xiàn)，這里并不存在像西方文化那樣將女性與情緒化相關聯(lián)并加以貶低的現(xiàn)象。當?shù)赜袃煞N較為顯著的情感，分別是song和metagu，類似于正義、正直之類。這兩種情感與政治權(quán)威有關，當?shù)嘏耘c男性一樣享受表達這類情感的機會?；谪S富的田野經(jīng)驗，她指出，埃法盧克小島上的人是根據(jù)具體情境定義情感的，他們的文化中不存在情感與理性的區(qū)分。

以上三位學者的研究主要反思的是當時西方主流思想對于情感的本質(zhì)化認識。在他們看來，情感不僅是自然（natural）的，也是文化的，不同文化中情感的表現(xiàn)形式大相徑庭。基于他們對情感文化屬性的強調(diào)，隨后的相關研究者將他們稱為“情感文化建構(gòu)主義者”。大概從1980年末起，情感人類學的研究開始對這種文化建構(gòu)主義產(chǎn)生不滿，轉(zhuǎn)而強調(diào)人及其經(jīng)驗的重要性。這一時期的主要代表學者包括里拉 ·阿布-盧赫德（Lila Abu-Lughod）、南希·舍佩爾-休斯（Nancy Scheper-Hughes）、羅伯特·德斯加雷斯（Robert Desjarlais）等；他們的核心研究路徑有兩種：一種是將情感視為話語（discourse），一種是將情感視為具身化（embodiment）思想。

將情感視為話語，是由凱瑟琳·盧茨和里拉·阿布-盧赫德在1990年共同提出的，這顯然深受福柯的影響。在二人合編的《語言與情感政治學》（Language and the Politics of Emotion）一書的導言中，他們提出情感研究應該圍繞“話語”展開，探尋情感與權(quán)力之間的關系。

情感話語——后來也被學者稱為情感交談（emotion talk）——主要包括與情感表達相關的敘述、對話、表演、詩歌等。1986年，里拉 ·阿布-盧赫德出版的民族志《蒙面紗的情感》（Veiled sentiments: Honor and poetry in a Bedouin Society）中涉及大量的情歌。里拉·阿布-盧赫德發(fā)現(xiàn)，一方面，貝都因是一個具有嚴格等級的男權(quán)社會，總體的道德規(guī)范強調(diào)個人的榮譽和德性，其中對情愛和性的冷漠是一個人獲得德性的重要因素。但另一方面，貝都因社會中又存在著數(shù)量龐大的情歌，這些情歌在年輕人和女性中傳唱。

里拉·阿布-盧赫德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一個與丈夫離婚20年的女人對里拉·阿布-盧赫德說自己從未喜歡過前夫，而且對離婚無所謂。但幾天后，里拉·阿布-盧赫德偶然看見一群婦女圍坐在這個女人家中，當大家提起她的前夫時，這個女人忽然唱起了情歌，歌聲飽含對前夫的譴責、對離婚的悲傷，情緒非常激動。她認為，女性和年輕人通過傳唱情歌，表達了一種被壓制的情感，情歌是貝都因社會中具有顛覆性的權(quán)力話語。

Language and the Politics of Emotion

Catherine A. Lutz、Lila Abu-Lugho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06

與此同時，有學者指出話語理論對情感研究的運用存在不足，認為將情感單單解讀為權(quán)力關系下的話語實踐，有些本末倒置的嫌疑；將情感轉(zhuǎn)換為話語、將情感語言理解為一種語言游戲，是一種簡化論（reductionism），忽略了情感的“主觀”面向。在這一反思脈絡中，具身化（embodiment）是一個核心概念——其實，情感人類學先驅(qū)之一米歇爾·羅薩爾多早在1984年就提出了具身化這一概念，她認為情感是一種具身化的思想。在人類學里，embodiment的提出是為了調(diào)和身體的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的二分，情感的具身化研究深受醫(yī)學、生物學、心理學的影響。有意思的是，下面要提到的兩位從事情感具身化研究的人類學家都有從醫(yī)的背景，并且在田野點都充當了醫(yī)生的角色。

正如南希·舍佩爾-休斯指出的，生物與文化的區(qū)分是一種偽區(qū)分，情感既屬于文化的一部分，也與人的生物性密切相關，它有一套產(chǎn)生、積累、控制與釋放的身體機制。

舍佩爾-休斯在巴西東北部地區(qū)的博耶蘇斯·德·瑪塔（Bom Jesus de Mata）棚戶區(qū)做了25年的田野調(diào)查，最開始是作為一名醫(yī)生參與其中的。她曾說，在棚戶區(qū)的調(diào)查和隨后的研究中，她對現(xiàn)實與困境的關注遠遠超過了理論探討。田野調(diào)查期間，她參與和推動了當?shù)貎和t(yī)療和培育方面的諸多項目。她對當?shù)貗雰?、兒童高死亡率的關注最后寫成了一本民族志——《沒有哭泣的死亡：巴西的日常生活暴力》（Death Without Weeping: The Violence of Everyday Life in Brazil），這是情感人類學領域的重要成果。

舍佩爾-休斯在這本書里集中描述了20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當?shù)貗雰旱乃劳霈F(xiàn)象以及母親們的情感反應。她想討論的是，在匱乏、疾病與死亡時刻伴隨的情境下，作為一種生物本能的母愛如何變得無足輕重，以及人與人之間的愛與信任如何受到影響等問題。她認為，人的情感是生物性和社會性共同作用的結(jié)果。

Death Without Weeping: 

The Violence of Everyday Life in Brazil

Nancy Scheper-Hugh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11

羅伯特·德斯加雷斯的田野點在尼泊爾中北部Helambu地區(qū)一座叫作Yolmo Sherpa的村莊，這里信仰藏傳佛教，他在村里跟著師傅研修精神治療。根據(jù)在這里的調(diào)查，他出版了民族志《身體與情感》（Body and Emotion: The Aesthetics of Illness and Healing in the Nepal Himalayas），這本民族志是與情感話語理論的直接對話。

基于尼泊爾的田野調(diào)查，德斯加雷斯認為對情感的研究應該從話語回歸情感本身，人的情感經(jīng)驗應該是被關注的焦點，話語理論雖然有助于我們認識到情感表達所嵌入的社會和政治語境，但情感話語背后包含著人最尋常也最深刻的身體體驗。

德斯加雷斯搜集到的一首當?shù)孛耖g歌謠中有這樣的歌詞：“我的警告是對老人的/他囚禁了年輕人的自由/那個被遺忘的東西，稱為愛/感情，欲望，還有燃燒的火焰……”如果按照里拉·阿布-盧赫德的分析框架，那么這首歌詞無疑表達了年輕人的一種反抗，但德斯加雷斯認為，除此之外，歌詞中還包含著當?shù)厝藢η楦械囊环N身體體驗。

他在田野調(diào)查中發(fā)現(xiàn)，英語中的悲傷（grief）、難過（sadness）、痛苦（pain）在當?shù)卣Z言中有一個統(tǒng)稱，叫作tsher ka，但它又不能完全覆蓋英語中的這些概念，tsher ka尤其與分離、憂傷，以及與別人進行內(nèi)心交流時的無力感相關。德斯加雷斯認為，當?shù)厝说恼J同首先是從自己的身體出發(fā)，繼而通過家戶、家庭和村莊，形成基于血親、地位等級以及資源與食宿式交換的關系網(wǎng)絡。有人去世或離開，首先會引起人們身體上的不適，即心痛，這種分離意味著認同的危機，沒有群體對生活的指引，人們將會迷失、不知道自己是誰。德斯加雷斯指出，當?shù)厝撕芎ε聇sher ka，不敢談論，害怕其會附著在自己身上，對這種情感的表達不僅是語義學上的，也是一種深層的身體體驗。

2000年之后，人類學的情感研究呈現(xiàn)出全新的局面，一改發(fā)展初期的批評與反思基調(diào)，開始試圖將情感人類學與心理學、哲學、社會學、文學、歷史學等多學科重新融合，強調(diào)相互借鑒與理論對話。

在心理學和哲學方面，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84年發(fā)表的《情為何物？》（what is an emotion?）一文又被重新提及；瑪莎·努斯鮑姆（Martha Nussbaum）2001年出版的《思想的劇變》（Upheavals of Thought: The Intelligence of Emotions）一書對2000年之后的情感人類學影響巨大。

值得一提的是歷史學中的情感轉(zhuǎn)向，如芭芭拉·羅森宛恩（BarbaraRosenwein）、威廉·雷迪（William Reddy）、彼得·斯特恩斯（Peter Stearns）、莫妮可·希爾（Monique Scheer）、簡·普拉姆珀（Jan Plamper），他們的研究與情感人類學之間存在對話。其中，芭芭拉·羅森宛恩在關于中世紀早期的情感研究中提出了“情感共同體”（emotional communities）概念，這一概念后來被克里絲汀·杜若（Christine Dureau）借鑒，用以解釋位于所羅門群島西部的辛博島（Simbo）上的母愛。20世紀90年代，她在辛博島上做了22個月的田野調(diào)查，主要關注的就是母愛這個主題。她在研究中發(fā)現(xiàn)，母愛雖然被視為人類的一種基本情感，但在不同時代、不同情境中會有不同的表現(xiàn)方式。她運用芭芭拉·羅森宛恩的“情感共同體”概念來解釋辛博島人的母愛在不同階層、不同時代的變遷。

Upheavals of Thought: 

The Intelligence of Emotions

Martha Nussbau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04

另外，比較重要的還有情感人類學對文學理論的借鑒，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彼得·戈爾迪（Peter Goldie）和安德魯·貝提（Andrew Beatty），他們主要嘗試將敘事學方法融入情感人類學的研究中，提出具體的情感研究方法——包括理論提升與田野調(diào)查的具體方法兩個方面。

其中，貝提的研究非常值得重視。他在印度尼西亞有兩個田野點，一個是西蘇門答臘的尼亞斯島（Nias），一個是爪哇?；谠谶@兩地為時5年的田野調(diào)查，貝提指出，語義的、結(jié)構(gòu)的、話語的方法都忽略了最重要的東西：對于人什么是重要的，以及是什么產(chǎn)生了情感。他認為敘事學方法能夠彌補這個缺陷，抓住情感的特殊性。情感的特殊性體現(xiàn)在兩點：一是始終與我相關，二是具有時間深度。簡單而言，敘事學方法就是將人物的情感置于歷史和情節(jié)中，并按照這兩個維度來分析與理解當下的行為以及其中所包含的情感，看到人物內(nèi)在和外在間的沖突與張力，而不是將人簡化為文化和社會結(jié)構(gòu)的產(chǎn)物。

貝提講述了一個發(fā)生在尼亞斯島的故事。他做調(diào)查的那個村子的村長去世了，按照慣例，村長的副手要在其葬禮上發(fā)表講演。貝提注意到這樣的細節(jié)，這位副手在一夜之間將自己的頭發(fā)染黑、穿著自己最莊重的衣服，他在葬禮上的演講沒有以悲傷開始，而是從得意揚揚、意氣風發(fā)開始，最后以哽咽、表達悲傷結(jié)束。貝提指出，對這個場景以及當時這位副手的情感的理解需要回到他與村長的恩怨故事。大概在20年前，就在這位副手結(jié)婚當天，村長當眾羞辱了他。隨后，副手又因祖母和侄子與村長不斷發(fā)生沖突，怨恨在二人之間不斷增長。通過這樣的敘事，副手在葬禮上的表現(xiàn)及其情感和內(nèi)心世界就被呈現(xiàn)出來。貝提認為，副手在葬禮上抑揚頓挫的聲音和年輕的外表都暗示了他因村長的死而獲得解放。通過這種敘事方式所呈現(xiàn)的情感是個人的、特殊的，而不是整個村莊的人普遍的情感類型。

除了借鑒敘事學方法，情感人類學也在嘗試與同情理論、情動（affect）理論結(jié)合?？傊谇楦腥祟悓W發(fā)展至今50年的時間里，理論與研究方法都在不斷推進與拓展。正如費孝通在《鄉(xiāng)土中國》中所言，現(xiàn)代社會求新、求變，強調(diào)個人生命的意義。的確，充滿易變性、模糊性的情感恰恰彰顯了生命的強度，成為現(xiàn)代社會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維度。但隨著個人情感的解放，一系列社會問題也隨之產(chǎn)生。在這個意義上，情感人類學尤其值得我們進行本土化的努力與嘗試。

（本文原載于《信睿周報》第33期。）